《出位信徒》：教會是社會的良知

「身為香港巿民，我們有責任用神所賜的智慧去客觀地分析歷史的變遷，面對現實，積極負起在歷史轉變中基督徒應有的責任。」

「教會本質與教會使命……（1）在本地及向世界各地宣講神救贖的福音；（2）藉著崇拜、團契牧養及屬靈紀律建立信徒群體的屬靈生命；（3）在世上做光做鹽促使社會及文化更生。……這三方面是緊密地連結在一起，教會若顧此失彼，她的見證便不全備，也實際地影響了見證的成效。」

「身為香港巿民的一分子，我們肯定基督徒有責任與廣大巿民共同塑造香港的前途，使香港成為一個尊重人權、自由平等、安定繁榮的民主法治社會。」

「身為中國人，我們與中國整體人民的歷史命運休戚相關。因此，我們不應單顧香港人的利益，也應在聖經原則下，關懷並參與中國的建設。我們期望中國廣大人民能充分享受神所賦予的人權、自由，以致中國成為一個更秉行公義，人民生活豐裕的國家。」

「基督徒在社會中應扮演先知的角色，並積極策勵政府秉行公義，造福人民。」

以上的說話都是從一九八四年的一份《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註釋》（簡稱《信念書》）中摘錄出來的。《信念書》固然一再強調教會傳揚福音的使命，事實上，沒有基督徒會質疑這點。筆者抽取其中談及教會對社群、社會和國家的使命，是要強調這是昔日我們的共識：教會既有傳福音的責任，「同時」（不是其次）也有改善社會的責任。

正如上篇所說，香港的教會在六、七十年代對社會的回應是積極和活躍的，但卻停留在「福音預工」的意識下，以致未能帶導至八十年代。當然，其中牽涉更廣泛的因素，包括神學院的訓練和資源的運用，在在都不利於教會積極回應八十年代以至今天的香港處境。

九七問題的誕生，香港的宗教團體成了被中國邀請諮詢的群體，以致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和起草委員會都有基督教的代表。當時，已有信徒開始討論，究竟我們是要爭取信仰自由，還是站在香港人的立場，爭取各方面的自由？政教關係的討論也展開了。不過，很明顯地，我們的代表在爭取民主與自由方面並不十分在意，以致在政制的立場上，基督教的代表一直給予人一種稀泥的印象。

六四事件帶來香港人史無前例的震盪，這是香港人首次共同關注的事件，一同歎息，一同流淚。基督教成立了「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當時，我們都同聲譴責中國政府的殘暴，當中也有不少基督教的領袖們，但事隔不久，他們大部分都退下來了，說是要專心於傳福音的使命。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名存實亡，只剩下少數人在支撐下去。相對於一班不信主的人，我們的道德意識竟然更沒有耐力。是否我們都只是像那些政治投機分子一樣，把注碼押錯在中國改革派的身上？相比起波蘭、南非和菲律賓（天主教），我們的道德勇氣都是太疲弱了。

近代基督教人道主義者史懷哲在《文明的哲學》一書裏表示，我們正活在文明潰敗的病癥下。他說：「對於時代的饑荒不理不睬的哲學，終於連自己也走上饑荒的命運。」又說：「假如缺乏倫理基礎，文明就會崩潰，即使最强壯的創造力量和知識力量正在其他各方面發揮作用亦無法避免。」

今天，香港的教會切忌走上「饑荒的命運」。宗教一直扮演著社會良知和道德的呼聲。當我們說要回應時代、改善社會的時候，支持我們的行動是一套從神而來的倫理觀，沒有了這個最基本的根基，我們的工作只會是外表的裝飾，當危機來臨就四處逃命或噤若寒蟬了。

隨著九七的回歸，香港的教會急切需要裝備的，除了是一個跨越九七的佈道和栽培大計外，還需要預備怎樣面對我們將來的管治者。不論是「港人治港」，還是「港人自講」，中國政府對香港特區的干預是無可避免，並且是符合憲法的。在一國的前提下，我們是否為了保持良好關係或是傳道的自由，對中國踐踏人權、扭曲人性、扼殺人類尊嚴的的暴行視而不見？否則，從今天開始，我們就要有受逼迫的心理準備，對中國政府向香港人的威嚇和對國內同胞的逼害，施以無懼的譴責。

當然，除了對中國政府外，對香港政府和香港人違反倫理道德的政策或行為，我們都需要監察和指斥。對於這樣的「事工」，我們更需要基督教領袖們的帶導，才能成為一股强而有力的道德呼喚，一種神對世界、掌權者和人類的警告。我們再不應用政教關係或策略的理由推卸責任了！成為基督徒，我們已經選上了窄路，一條不容易走的路。神的公義在我們的內心催促，叫我們不能閉口不言。在末世的日子裏，教會的道德呼喚是更加迫切的，我彷彿聽見信徒約翰給教會的警告：「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啓示録二章5節）